法制網記者 萬靜

　　備受業(yè)界高度關注的深圳市斯維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維爾)訴廣東省教育廳涉嫌行政壟斷一案，近日二審有了結果。教育廳“獨家指定”比賽軟件，被廣東省高院認定為濫用行政權力，產生了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違反了反壟斷法規(guī)定而被判敗訴。這是我國反壟斷法頒布十年以來，首個針對行政壟斷的行政訴訟案件，且最后以“民贏官輸”作為結局。

　　該案在法律業(yè)內迅速引起極大關注。反壟斷法專家們認為，行政壟斷是損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頑癥。此前反行政壟斷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執(zhí)法，以及后來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如今隨著廣東省高院對廣東省教育廳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說“不”，我國在遏制打擊行政壟斷方面，再添一利器——司法訴訟。首例行政壟斷訴訟補齊反行政壟斷“三駕馬車”。

　　記者注意到，首例反行政壟斷訴訟案例的產生，很快成各大媒體評論熱點。由人民網轉發(fā)的《湖北日報》評論文章指出，作為壟斷行為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形式，行政壟斷的實質是行政權力的濫用。這種行政權力的濫用，不但有違依法行政的基本法治原則，而且更容易讓行政權力介入市場，導致市場狀態(tài)發(fā)生扭曲，危害和弱化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破壞市場環(huán)境的公平。在依法行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反壟斷法已實施近9年的時代背景下，廣東高院依法對全國首例反行政壟斷訴訟案作出終審宣判，判決廣東省教育廳的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具有里程碑式的積極意義。

　　《法制日報》評論文章針對此案指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其競爭必須于法有據，不能挑戰(zhàn)法律底線。濫用權力的行政壟斷違反了這一基本法則，必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有網友留言稱，作為全國首例反行政壟斷案，該案自2015年進入實質訴訟程序以來，國家發(fā)改委查處了多起行政壟斷案。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無一例外都是通過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司法及時果斷地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說“不”，既是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法治要求，更是維護反壟斷法權威的題中之義。

　　首案判例示范行政壟斷怎么審理

　　作為本案原告方斯維爾公司的代理律師魏士廩認為，作為首個行政壟斷訴訟案例，此案對于貫徹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進一步推進反壟斷執(zhí)法意義重大。更重要的是本案為今后行政壟斷訴訟的證據審查提供了范本，也對今后公平競爭審查提出了明確要求。那就是行政機關在作出任何行政行為時，即使是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其行政行為該如何遵循哪種法定程序時，也應當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性選擇程序來實施行政行為，同時這種公開、公平的程序還需是實質性的，不是走過場。

　　作為本案出庭的專家證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盛杰民分析，如何認定“行政壟斷行為”？作為一審法院——廣州中院的判決清楚明了，為今后的案例參照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作用。本案中涉及到的如何認定“行政壟斷行為”？對“規(guī)范性文件、政策”等抽象行政行為，是否可以提起反壟斷訴訟？這些問題都是行政壟斷問題中最具爭議的焦點。而一審法院的判決對這些焦點給予正面回答。比如如何認定行政壟斷行為，一審法院從行政壟斷三要素來認定違法性。省教育廳“指定獨家參賽軟件”行為符合構成行政壟斷的要素條件，即在主體上，省教育廳是“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guī)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在行為上，其“指定獨家參賽軟件行為”符合“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經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至于“濫用行政權力”，法院依據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行政機關應對自己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認定省教育廳對自己“指定獨家參賽軟件”行為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合法性，為此教育廳構成“濫用行政權力”。

　　早在1980年，國務院就首次提出反壟斷，特別是反行政壟斷的任務。至今30多年過去，卻鮮有行政機關受到反壟斷調查和處罰，行政壟斷訴訟判例甚至絕跡。

　　對于為何鮮有行政壟斷訴訟案例產生緣由，國務院反壟斷法委員會咨詢專家、社科院研究員王曉曄分析指出，現(xiàn)行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法院只受理對具體行政行為的訴訟，不受理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訴訟，而行政壟斷往往又是行政機關以紅頭文件或規(guī)章的形式出現(xiàn)，并不是針對某一個企業(yè)的具體行政行為，所以，行政壟斷往往難以進入訴訟渠道。

　　反壟斷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教授認為，反壟斷的復雜性和技術性，也會讓人望而卻步。反壟斷法第五十一條規(guī)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guī)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實施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這實質上是自我糾錯。如果沒有第三方糾錯機制，這種自我承認和糾錯機制就缺少外部壓力。而反壟斷執(zhí)法機構可以向有關上級機關提出依法處理的建議，也能看出，行政壟斷并沒有被納入反壟斷執(zhí)法體制。而且，“有關上級機關”的行政級別常常高于反壟斷執(zhí)法機構，如果“建議”不被采納，并無其他有效制約措施。 因此完善相關法律也是解決行政壟斷訴訟難的一個途徑。

　　讓反壟斷法真正成為“有牙齒的老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勇表示，在此案之前，對于行政壟斷，救濟渠道只有當事人舉報和執(zhí)法機關查處，缺失重要的一環(huán)就是司法訴訟。因為只有通過訴訟渠道，以司法審判的形式來說明行政壟斷的不合理性，這具有非常好的普世意義。行政壟斷司法訴訟也從一個層面倒逼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貫徹落實。迫使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首先要有個自我的事前審查。而且本案也給市場發(fā)出了一個訊號，就是對于每一個市場主體，當面臨行政權力和一些經濟勢力相關聯(lián)危害自身生存或發(fā)展利益時，都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來進行維權和救濟。此前，各級政府通過紅頭文件、行政命令等形式清理、整頓行政壟斷，效果有限�，F(xiàn)在，反壟斷法為破除行政壟斷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法律工具，真正成了“有牙齒的老虎”。

　　黃勇認為，相比而言，行政壟斷比市場壟斷的潛在危害性更大，對市場經濟的破壞性也更大，更需要防范和打擊。從以往看來，反壟斷調查往往都是針對某個企業(yè)，鮮見針對行政機關的。2008年開始實施的反壟斷法，不但對“行政壟斷”情形作出了規(guī)定，還明確了法律責任。但多年以來，很少有行政機關受到調查，更別說承擔相關責任。首例行政壟斷行政訴訟的終審判決結果，無疑會對反行政壟斷訴訟實踐產生深遠影響。